加强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体共同参与的主体协同，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协同，就业政策与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内容协同，具体政策目标、政策实施和评估的过程协同。

虽然民间投资单月增速回升的背后，肯定包含一些月度波动的偶然因素，但这还是表明了投资信心不足的状况正在大幅缓解，即使还未出现整体性的改善。虽然房地产市场需求趋于稳定，但是在一些流动性和债务约束的条件下，近期的有效供给可能呈现较快收缩，使房地产市场调整过程出现时间递延，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不排除再次出现一些周期性波动的可能性。

本文为CF40研究部对CF40成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的访谈纪要。就业压力尤其青年就业压力或继续存在，以提高青年就业率为目标相应推出政策集合、政策预案是非常重要的。Q8：在您看来，巴以冲突可能通过哪些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我国应如何应对？刘元春：巴以冲突导致地缘政治局势更加复杂，从经济角度来看，其最直接的影响还是石油问题，可能影响中东地区石油输出、石油供给的安全稳定。同时，服务消费恢复较快。明年来看，在全球加息周期结束之后，中国货币政策或将面临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

进入 刘元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房地产市场明年或将回稳价格水平仍是宏观调控核心问题Q3：您怎么分析房地产后续恢复动能？刘元春：目前政策已经在需求端、资金端、流动性等方面做了很多布局，但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背后是一些基础参数面临着时代性的拐点，因此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恢复过去突破18万亿元的水平基本上不再可能，而是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房地产来看，尽管部分地区的房价面临下行压力，但并不是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出现大幅下跌。

因此，A股不具备资产泡沫化的条件，且即便出现大涨大跌，也不会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也有人认为，长时间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是资产价格急速上涨、泡沫急速膨胀的主要原因。所有认为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论点，都是基于中国经济衰退这个大前提，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缓解疫后创伤，修复人们在经济下滑期间（尤其是疫情期间）在某些方面形成的对社会的不信任，如按揭贷款在某些特殊时期无法还款，针对性建立长期制度。

举国体制仍要坚持市场决定性，在某些领域如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本质上是为市场提供服务。中国与日本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日本的降杠杆是被动且急速发生的，中国的降杠杆是主动的。

老龄化、低欲望、阶层流动空间小、零工经济等社会问题，是全球共性问题，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中国比日本有更强的决策力自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经济增速下降、资产泡沫破裂等问题以来，日本历届政府苦苦挣扎，至今仍无有效的应对之策，经济社会持续低迷，被称之为失去的30年。客观地说，这些问题与经济形态相关，与日本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据此说明中国经济日本化。利用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城中村改造等政策资金建立专项基金，收购一些房地产库存，起到托底作用。

资本主义发展轨迹是一条通向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和生存不安全等状况日趋恶化的道路。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不到2%，但原来的贷款利率高于2%，从理性上来说，居民当然要进行资产置换。鼓励刚需，调整限购和首套房政策，如有一个孩子可以买两套，两个孩子可以买三套。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提前还贷是居民根据当下环境作出的理性调整，这种调整很正常，它不一定是债务最小化，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举国体制很大程度上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先导资金和基础支持，而不是用国有代替民营。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相似的问题，呈现日本化的表象。罔顾基本事实的差异，简单地认为，日本当年在汇率上吃过亏，中国当前也可能吃同样的亏，是不够理性的错误观点。

从政策来看，日本政府是软弱无力的，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特别是数字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而言，就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在处理机器替代人工方面需要更强的人文关怀，这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然而，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迷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正加快推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对策建议第一，加大力度稳增长，稳定社会各界信心。但从汇率走向来看，当前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而非升值压力，与日本广场协议没有可比性。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设置增长底线，凝聚共识。

通过扩大对数字转型的投资和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增加利润，创造良性循环，对实现绿色转型至关重要。一些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热议的具体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速、房地产、资产负债表、外向型经济等。

一些企业通过数字化、扁平化等方式构建敏捷组织、理性管理模式，一些数字平台从电商跨度到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一些地方则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各类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建立跨省市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机制，以提高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响应能力。从人均实力来看，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和水平仍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所以若在此时出现上述问题，这些问题会因为过早而更加突出，比如过早去工业化未富先老等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数字转向并未颠覆这一轨迹，反而增强和加速了这一趋势。也有人认为，长时间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是资产价格急速上涨、泡沫急速膨胀的主要原因。

扩大开放，特别要加强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合作。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发展实际的正常现象。利用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城中村改造等政策资金建立专项基金，收购一些房地产库存，起到托底作用。特别要妥善处理举国体制与市场关系。

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从经济理论来看，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既是不利因素，却也是长期有利因素，因为这表明中国尚未达到经济稳态，潜在增长率仍然较高。

但从汇率走向来看，当前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而非升值压力，与日本广场协议没有可比性。因此，A股不具备资产泡沫化的条件，且即便出现大涨大跌，也不会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客观地说，这些问题与经济形态相关，与日本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据此说明中国经济日本化。从政策来看，日本政府是软弱无力的，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政府要顺应市场规律向企业和劳动者做好服务，而不是驾驭市场。二是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性。第三，贸易环境转向内部扩大和升级。缓解疫后创伤，修复人们在经济下滑期间（尤其是疫情期间）在某些方面形成的对社会的不信任，如按揭贷款在某些特殊时期无法还款，针对性建立长期制度。

从房地产来看，尽管部分地区的房价面临下行压力，但并不是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出现大幅下跌。稳定汇率，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

对策建议第一，加大力度稳增长，稳定社会各界信心。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确有下滑，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也在发生改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国与日本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日本的降杠杆是被动且急速发生的，中国的降杠杆是主动的。提前还贷是居民根据当下环境作出的理性调整，这种调整很正常，它不一定是债务最小化，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